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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灵之得救与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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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灵之得救与法典
韦欢神父

我们不难发现今天教会内充斥着各种反对法典的声音,而且从中国教会现状来看,反法典主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经常会听到教友、神父,甚至是主教会说:耶稣时代哪有法典?耶稣明确说过“祸哉,法学士”。他们当然不能忘掉圣保禄这个大旗——法律与信德是完全相左的。那么我想找找看,到底法典与人灵的得救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是否高举反法典主义者是另有图谋,寻求私利,为所欲为。

人灵的得救是教会行动的终向,教会法典也明确指出:人灵之得救乃是教会至高之法律«in Ecclesia suprema semper lex esse debet» (c. 1752)。圣教法典对救恩的明确指示直接影响教会法学家、立法者的方法论及法典结构的安排。这一点与社会法是截然不同的。人灵之得救不是某种不确定性的、后加附的、故意使人产生敬畏的法律条文,而是圣教会内在固有的超性特点的司法性,是天主子民内在的司法关系之要求。

本笃十六世接见圣座圣轮法院成员
本笃十六世接见圣座圣轮法院成员

首先人灵的得救(salus animarum)的教会论意义一定大于法律意义。这一概念说明了教会在时间范畴存在的本质。教会奥迹的自我意识不断提醒并澄清一个信仰团体的救恩意义及所有行动的目标。一方面,法律固有的外在性、差异性、强制性限制了对救赎这一超性特点的反省;另一方面,正义的实现也参与的救恩计划的工程。

这样的话,salus animarum 不仅有教会论纯粹的根据,同时也有司法含义。爱徳与正义的关系是内在的。救恩的重要性不仅仅源自在整个救恩计划中自然正义的提升,而且也出自超性财富的现实司法幅度,特别是在圣言和圣事层面。灵魂的益处不是简单的非司法盼望,而是给法典学家提供一个明确的分辨原则、规则,判断标准、诠释方法和一个正义教会治权的方向。这一概念提供了教会司法的卓越超性趋向。

从社会学视野角度来看,法律形式的绝对多元化将salis animarum无情的踢出规范化系统外,或者可以理解为,踢出了成文法文化外。理性之秩序(ordinatio rationis)的原则更是早已被人们所遗忘。

salus animarum 要求教会谨慎机智地行使治权。这一原则并不限制在治理教会层面的权力使用,salus animarum 也不抹杀对义务的索取和共同益处的探寻。救恩的实现绝不免除在天主子民社会中义务和正义的正当性,也不否定教会秩序的必要性。

salus animarum 使得法典具有特殊性和多元性。当世俗社会的正义只关注物质利益和现世生活时,教会正义首要关注超性益处和指引人们朝向永生。 在基督内得救不仅仅昭示天主子民最终的目标,也照亮每一段历史的脚步。救恩终向论使人免陷于唯技术主义的泥沼:正义是前往博爱的途径和引导。

对于人灵之得救的全面理解要求结合救恩的单一个体性和团体性。对灵魂的认知并不能排除物质性和肉体性。salus animarum这个传统的表述与人的整体性(灵魂和肉身)相矛盾。似乎只关注灵魂的得救,而不是整个人的益处,容易陷入粗糙的神秘主义色彩中。animarum, 灵魂,拉丁语,属格复数,虽不排除救恩的个体性(salus animae),但也包含了天主子民的团体幅度。对整个普世成圣的圣召超越了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 在此思路下不得不强调:客观性和理性。客观真理与秩序保证教会引领天主子民共同走向圣善。恩宠不会与理性相违背,神律也不会和理性相左。救恩不是相反受造规律,此规律正是造物主所赐。基督信徒的圣召实现正是在寻求伦理和信德的秩序。

世界主教会议
世界主教会议

从中国教会当今现状来看,不得不让人感到担忧。虽然表象看来,各教区福传意识加强,教友培训增多,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但内部管理层面则是混乱不堪,而所有混乱的原因不是缺少法律人才或管理者能力不够,而是利用教会法为了人灵的得救所呈现的弹性为自己或既得利益团体谋求世俗利益。教会官方文献多次教导我们不可陷入形式主义和法律主义的泥潭中,但我们更不可利用中国教会当前由于种种因素造成的乱象而钻法典的空子,我们在教会管理层面早已习惯了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不要忘记,好的秩序才是人类得救的土壤。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人灵的得救(生命)必须与规范性的道路和真理紧紧地在基督内统一,才能获得。

耶稣也强调,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当然也包括祂藉其净配——圣教会所说的话)。不愿守法的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妄想与天主一样(创3:5)的骄傲自大,自己成了立法者。“若是你判断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审判者”。(雅4:11)

圣奥思定说过,你若遵守规矩,规矩必带给你益处。严格奉行法典的韩国、越南和非洲教会,为我们呈现出超性法律下的强大生命力。为了一己私利,不能恪守神圣纪律,而与世俗或强权妥协的,反让天主子民产生混乱,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