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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地气”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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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欢神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地气”成为“四枢德”之外另一个德行!?而所谓的“接地气”意味着不遵循教会正统、不遵守礼仪规定、不遵守任何教会法约束,总之,“造反有理”之风在教会内肆虐,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年来,我“因言获罪”,也被扣上了“不接地气”的帽子,一开始难免觉得这些人不可理喻,久而久之,经过我肤浅的思考,倒也觉得他们似乎“有理”,至少不能全归罪于他们。

教会内所面临的异端乱象,比如,礼仪混乱、教会纪律懒散、伦理教导模糊等种种现象,在我看来有其更深层且久远的原因。我绝不敢以哲学家、神学家、或法学家的身份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也没有打算要以权威者的口吻对他人进行说教。之所以想把最近的一点点心得体会写下来,是想留作“字据”,待时间流逝,回过头来看看此时此刻的想法是否有幼稚的痕迹。

如果我们挖掘种种乱象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不难发现,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信条是抽象的,对灵性生命有没有帮助?誓反教(中文语境中的新教或偷换概念后的基督教)是否还被定义为异端,更进一步说,异端是否被当作信仰上的危险来对待?信条是否应该是清晰的,特别是伦理教导层面?教会是否要与所有意识形态对话?信条是否可以是多元的,相对的?自然律是否还存在,被遵循?自然律是否依然是教会法的基础和良心的标准?《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圣保禄六世教宗的通谕,颁布于1968年)、《家庭团体》(Familiaris Consortio,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劝谕,颁布于1981年)和《真理的光辉》(Veritatis Splendor,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通谕,颁布于1993年)等这些伦理训导是否有效?信仰之客体是个人宗教经验,还是客观认知的对象?换言之,信仰能否可以通过理性认知而获得并宣讲呢?如果信仰的客体是个人宗教经验,那就不属于客观真理,不是普遍真理,不能被当作真理来宣讲;如果信仰是理性认知的对象,那么此真理是不随时间推移和主观意愿而改变的。在今天教会“复苏”的新时代、“慈悲”的时代和“尊重”与“对话”的时代背景下,我的这些疑问似乎是那么不入流,甚至是“不正确”的,但对我个人而言却十分重要。

要想回答这些疑问,不得不引出另外一个课题———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如同科学需要数学那样,神学需要哲学方法,教会需要哲学和神学。如果没有神学,启示真理不能通过理性而获得系统地阐释和深入地理解。神学需要哲学方法及其语言来阐释启示真理的内容。那么,是不是所有哲学流派都可以被引用到神学中,使神学也变得多元?所有的哲学方法都能与神学共融?比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虚无主义、不可知论和唯物主义。我们需要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信仰是否是一门学科,意即信仰是否是可以通过理性认知的学科。如若是,那么它就不可能与所有哲学流派交融;如果信仰只是一种宗教情感、主观意愿、个人选择或经验,那么他的信仰就可以运用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加以解释。这种经验式的信仰不需要任何信条,也不需要信仰内容上的确定性。

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我想改变你的信仰内容,或是,我想让你不再相信你之前所信仰的内容,我不需要改变你的信仰概念,比如,我不需要否定“三位一体”,“圣母无染原罪”等信条,我只需要运用不同的哲学思想改变阐释信条的方法即可得逞,并且你依旧毫不怀疑地坚信你所信仰的内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概念没有发生改变。这就是异端的危险,让你不知不觉掉入错误中。其实圣比约十世教宗在他还担任本堂神父时就已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危险——“现代主义”。他在1907年9月8日颁布通谕《牧放主的羊群》(Pascendi Dominici Gregis),其中详细指出教会所面临的危机,谴责“现代主义”是所有异端的综合体,要求全体神职人员宣誓反对现代主义。而这“主义”在今天的教会中,似乎成为了“正统”。

也许有人就会非常超性地提出:天主不会放弃教会,因为他许诺过“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她”(玛16:18),圣神领导着教会,教会享有天主所授予的最高训导权,以此保证训导无误。我个人对此不敢苟同,倒不是不赞同教会最高训导权,也不是对天主没有信赖。只是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问题:最高训导权是天主借着人的理性光辉做工的,如果说教会的大部分主教和枢机,斗胆做个假设,甚至包括教宗,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对训导内容的保管、审核,以及所颁布的“训导”都是值得有商榷的。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危言耸听,那么请允许我举个例子。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教会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破四旧”运动,砸祭台、撤圣像、更换礼仪语言、扬弃礼仪用曲等“革命”如火如荼展开。修院教育也发生了巨大“革命”,哲学系开始扫除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士林哲学,清除“前朝余孽”。在卡尔·拉内神学为指导的人类学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康德、海德格尔等众多哲学流派成为修院主流课程。而接受这样培育的修士将成为神父、主教和枢机,甚至是教宗。如果是这样的话,训导权的确定性和正统性是不可能被保证的。

行文至此,大家依然不能够明白,这些干瘪的说教和语言游戏与灵性生命有何相干。我们看一下实例,有助于我们理解:意大利籍卡洛·卡法拉枢机(Carlo Caffarra,1938年6月1日-2017年9月6日),前博洛尼亚教区总主教,曾多次提出要警惕教会内的异端。他积极捍卫天主教会信仰,特别是教会关于家庭与婚姻的伦理。法蒂玛圣母的亲历者——路济亚修女也曾写信告诉他,魔鬼将会做最后的斗争,那就是要摧毁婚姻与家庭。所以卡法拉枢机长期协助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本笃十六世教宗一同捍卫正统信仰。枢机运用传统士林哲学方法——形而上学,向世人展示《人类生命》通谕的价值和它所展现的“自然的秩序”。这是形而上学的功劳,因为此哲学方法可以支持“客观是非”的存在,指出“罪恶”的存在;不仅存在具体的人,也存在真实的人性;可以根据是否寻求客观对错,遵循自然秩序的结果,给予评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罪”。而按照存在主义的思想,存在者归属于不同的实事区域,也就是说,我们不问“存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存在“不是”什么,能“是”的是诸多的存在者,存在者存在,存在本身不能用”存在”或”是”来描述。所以与诸存在者比起来或者说与存在者整体比起来,存在显现为”无”,存在着的是存在者,“存在”自身不存在。用在神学上结果便是:不存在“罪”,只存在不同环境之下的罪。

在此方面,著名的德籍枢机卡斯帕尔(Walter Kasper,1933年3月5日—)就是坚定的拥护者,他曾求学于德国知名的蒂宾根大学神学系,该系推崇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也不遗余力促进宗教对话,所以宗教无差别论倾向明显。卡斯帕尔枢机不赞同“自然的秩序”这一看起来抽象的存在。每个人的罪会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而区别对待。如果是这样的,教会在伦理上的任何训导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不存在客观真理。所以不难理解,他支持给誓反教徒领圣体、给离婚再婚者领圣体、“慈悲主义”泛滥、支持天主教“新教化”。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哲学方法不同,所以导致的神学研究结果就大相径庭。他们都没有改变基本概念:圣事、婚姻、家庭、慈悲……,但是概念的外延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语言腐败”,或者叫做“语言异化”,就是“名不正”。这一点孔子说得很明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自我认识不能离开存在,客体的我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哪里的我”,“在什么关系中的我”,人的本性也是不存在的,人是某种历史下的产物,或者是某种背景下的人,称为“条件下的人”。卡尔·拉内把这一哲学理念运用到神学中,其结果是:天主不是什么,而是某种经验下的理解。因此,天主无法启示我们客观真理和伦理标准,所有对天主的认识都是人自我经验的解释。人是历史中的人,天主亦是历史中的天主。真理来自历史经验,所以任何一个信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特定历史下的产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才是他们要的变革,随着历史的前进,一切信条都应该改变。所以,谁若讲论天主,就是过时的;讲论信条是保守的,不接地气的;讲论法典就是法利赛人,尊重礼仪就是传统主义。最后,我想引用Luigi Negri 主教的一句话草草结束这篇不接地气,逻辑不强的反省,“是信仰评判世界,还是世界评判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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